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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弹专家:孤胆英雄的速度与激情

时间:2017年06月15日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 作者:李 晗 点击: 【字体:

  5月30日,香港尖沙咀海港城附近邮轮码头闸口一黑衣女放置炸弹物。警方接报后封锁现场部分区域,疏散600人,最后证实并不是炸弹物。虚惊一场。
 
    6月3日,阿富汗首都发生连环爆炸袭击,警察在爆炸现场警戒⋯⋯
 
    每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上述类似事件在各地上演着。无论哪一次爆炸或者袭击,都牵扯着人们的心——到底最后有多少人受伤,能救回多少人?但极少人知道,每次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群极少为人所知的群体——拆弹专家。他们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把爆炸物拆除了。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经济》记者走近拆弹专家,了解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性情:冷静、低调
 
    “只要外面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要去现场待命。”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闫群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般情况下,闫群和他的同事们两天值一次班,遇到像APEC、“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活动,“从筹备活动开始就要一直处于备勤的状态,一两个月不回家,都习惯了。”
 拆弹专家:孤胆英雄的速度与激情
    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不考虑周几的问题,“因为知道周几也没什么用,还是按值班来过日子比较合适。”闫群很随意地说。
 
    闫群所在的排爆队伍是1985年成立的,那时候全队只有七八个人,主要工作是对非法制造的爆炸物进行处置。
 
    1996年,闫群参加工作,先做了一年多的天安门巡警。“那时候巡警的住所和排爆队伍的在一起。”闫群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从前,“心里就想着,要是自己能去拆弹就好了”。
 
    那时候年龄还小,也还没对象,闫群就天天泡在单位,偷偷地学怎么拆弹。后来有机会可以调去排爆队伍,闫群就向领导请示,领导认为闫群还年轻,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迟迟未能答应。“最开始对排爆的危险性没有多大的认识。”记者问及闫群是否考虑过这项工作的危险性时,闫群脱口而出。
 
    “磨了领导十多天,他们经过各项考察,才答应我进入排爆队伍,并由师傅带着。”闫群笑着说,“现在有时候他们还调侃我,这个排爆的工作是磨来的。”
 
    实际上,闫群小时候就埋下了这颗种子,他特别热衷在家拆各种电器,总觉得有无穷的乐趣。“刚好有这样一个拆东西的机会,把兴趣和工作融为一体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闫群那时单纯地以为。
 
    入队之后的很长时间,闫群才意识到工作的危险性。但是既然选择了,还是要继续坚持。
 
    但闫群并未将这件事第一时间告诉父母。9年后,一次家庭聚会,当时他恰好从外面出勤回来,亲戚一问,闫群说漏了嘴。“父母当时倒没说什么,回家后就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从未说过。自那以后,每次我去上班,父母都叮嘱一遍,注意安全。”说到这,闫群心里酸酸的,毕竟隐瞒并不是他本意,“只是一个大男人,还让父母操心实在不应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
 
    这么多年过去了,闫群父母和妻子都很支持。
 
    和闫群聊天的过程中,多数时候,闫群话并不多,但总是能很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他多次强调:“我们这行不愿意被曝光太多。”而工作的性质,也使他们多数情况下都能趋于冷静。
 
    态度:与生命对赌
 
    从世界领域来看,拆弹这项工作主要出现在军队、公安系统和维和部队中。在最初,拆弹人员主要对付的不是像电影中演出的恐怖分子安置的炸弹,而是敌军部署的地雷。二战后,有很多遗留地雷不仅未能引爆,也不能发掘,造成了巨大的隐患。这才有了拆弹人员来挖地雷。
 拆弹专家:孤胆英雄的速度与激情
    我国的军事拆弹,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那时候主要用第一代的拆弹机,很多环节是人工作业,会出现一些伤亡事故。近些年,自动化程度提高,我国专业拆弹部队的设备机械,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如今,拆毁危险炮弹时,尤其是那些带引信、弹力引信的炮弹,已经实现了人机完全隔离。
 
    相比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拆弹更为危险。
 
    在一支排爆队伍中,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员是主排手,其他是副排手。无论什么情况,主排手是要冲锋向前的,也就是万一有牺牲,也是主排手率先牺牲。
 
    因此,做他们这行的,有个传统,每当主排手穿上防爆服走向可疑爆炸物前,他们都要拍一张集体照片,以防不测。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从不谈论死亡。“这会无形增加排爆人员的压力,对心理造成影响。”闫群解释说。
 
    《经济》记者先后采访了北京排爆工作人员、深圳排爆工作人员和吉林排爆工作人员。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每次的排爆任务,都是孤独地走向死亡的过程。
 
    在拆弹现场,主排人员需要在2分钟内把70多斤重的排爆服穿好。然后其他人员留在弹药的安全距离之外。主排人员一个人走向弹药中心。“特别是这几十米的距离,我们的心里非常复杂,既希望快点走完,也希望永远都不要走完。”吉林排爆人员朱建民说,弹药的时间需要争分夺秒,拆弹人员的生命也在争分夺秒。
 
    穿上排爆服,心里就有千斤重,压抑感和紧张感也随之而来。第一次穿上排爆服,他们都几乎迈不开步子。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清楚。排爆服并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顶多是给自己留个全尸。闫群解释说,排爆服的材料和防弹背心一样,层数多、比较重,但并不是穿上就绝对安全。“假设1公斤纯炸药,距离3米远的情况下发生爆炸,排爆服能起到防热防碎片作用,但近距离下不能完全抵抗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像自制爆炸装置中的钢珠、玻璃渣、铁钉等伤害特别大。”
 
    21年了,闫群一天最忙的时候要去9个现场,总共排了多少次弹,他也记不清楚了。
 
    但他知道,每一次都是和生命在对赌。
 
    2000年的一次排爆经历,让闫群与死亡只有3分钟之隔。
 
    那是在北京崇文区的一个洗浴中心,前一天晚上,肇事者告诉店员会送来一份礼物。店员并未在意。第二天,闫群接到群众报警,店员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当闫群等人赶到时,第一时间把全场人员进行疏散,然后做好一切检查。之后闫群一个人走向了弹药所在地——更衣室的衣柜。闫群说那是一个发膜盒子大小的物体,他走近一看,发现上面的指针并未走动。这让他原本紧张的心情舒缓了些。“指针未动表明危险系数稍微低一点,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炸弹保留,一个是销毁。”闫群说,他选择了保留,谁知一碰炸弹,指针竟然开始走了。这让闫群捏了一把冷汗。
 
    他迅速地把工具箱打开,对这个炸弹进行拆除。当时看了看,拆除的时间是4点57分,而定的引爆时间是5点整。
 
    “3分钟,稍有犹豫,后果不堪设想。”闫群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
 
    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爆炸物是一些人为了恐吓别人,自己做的简易炸弹,但由于技术不成熟,线与线之间的连接不顺畅,导致指针时走时不走的不稳定情况出现。有时到最终会发现仅仅是一场恶作剧,但每一次闫群他们出勤任务时都非常认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愿望:早点退休
 
    有时候朱建民会想,如果没有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也许他会走上另外一条安逸的路。但有时候想想,自己的手中系着一个城市千千万万人的安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每次剪断一根定时器导线,指针不动了,朱建民都会长舒一口气。
 
    生命拴在裤腰带上的生活,闫群、朱建民他们过够了。他们都感觉,做这行时间越长越胆小。时常患得患失。但作为拆弹老手,又必须以身作则。
 
    实际上,做拆弹这行并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闫群看来,重要的是临危不乱和懂得思考。很多时候,在现场,抉择就在一瞬间,稍微思绪混乱,就把命搭进去了。现在闫群除了冲在拆弹的一线外,还做一些训练和教学工作。
 
    闫群说,他们就像外科医生,到底技能有多大,更多还是要在实践中锻炼。一天看一个病人和一天看50个病人,最终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闫群有自己拆弹的诀窍。他多次提到人物画像的构建,拆弹的次数多了,每次接近一个炸弹,他首先会根据炸弹的形状来进行反向分析。比如,不懂设计的人,做出来的炸弹类型可能会比较单一;极其专业的人,其设计出来的炸弹可能会更加细致和精美。“制作方法能判断出其心理和想法,是针对谁?为什么这样做?能得到这些基本的判断。”
 
    现在做拆弹的年轻人并不多。一是工作危险,二是拆弹专家很难培养,一般四五年才能出一个合格的排爆手。
 
    每往前走一步,似乎就会向死亡靠近一步。这样没有确定性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所以现在很多排爆手都是从公安系统内部抽调。
 
    当然,如果真的不能适应这个工作,单位也会把人调走。
 
    从全国的排爆手来看,北京是人数最多的,有几十人,其他省份相对较少,每个省份最多5人。现在年龄最大的排爆手是1968年的,最小的也有90后。
 
    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早点退休”,这意味着生命不会再那么“摇摇晃晃”。
 
    谈到薪资待遇,他们还是有些微词,简单来说,他们的待遇和公务员差不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拆弹专家告诉记者:“说实话,在公安系统,薪酬都一样,在哪个岗位都差不多。拆弹不同,做着时刻都会掉脑袋的事。有时候想想有些不值,也不求别的,就希望付出和得到的,能对等。”
 
    关于这一群体的安全保障问题,《经济》记者向保险公司询问,是否能给拆弹专家这种高危人群买保险,保险公司给的回复是“不给保”。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高危人群出事的概率较高,会对保险公司的盈利造成影响,如果不区分高危职业和普通职业的危险级别,而以同样的费率投保,相当于普通职业的客户要为高危职业的客户分担风险,为他们高危职业的高保障成本买单。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保险公司的费率是根据不同职业的危险等级拟订的,这样高危级别的,需要保险公司专门为他们计算一个费率出来,以此来达到平衡。
 
    同时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险政策顾问郝演苏也向《经济》记者解释说,像这种高危人群的保险不是商业保险,而是特别的劳动保护措施,每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但保障肯定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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