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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湾道加速

时间:2017年09月26日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 作者:黄芳芳、李雪娇 点击: 【字体:

  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由来已久,应运而生的粤港澳大湾区,脱胎于“一带一路”倡议。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之际,如何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如何让要素更有效率地流动?如何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如何共建金融核心圈和优质生活圈,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
 

  顺势崛起
 
    30多年前,广州市最南端的南沙区只是沧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如今,通达便捷的交通、高耸的大厦让它脱下树木丛生、山岛竦峙的荒凉外衣。
 
    “1995年我来时,这里一片荒凉。当时从广州到南沙区只能坐船,而且要花一上午时间。”司机阿文回忆道。
 
    “当年我跟着霍英东基金会来南沙干活。那时条件很简陋,香港的员工很少住在南沙区。我每周回广州两次,都要坐船。现在方便多了,地铁把广州和南沙区连接起来。公路平坦宽阔,开车也方便。”阿文笑道。
 
    上个世纪80年代,有着广州“西伯利亚”之称的南沙,只要台风侵袭,沙田就会被海水淹没。然而,香港商人霍英东却用不同的视角看到这片沙田的未来。1987年,他开始考察、投资、开发南沙区,试图将这里建成他心中的“小香港”。
 
    要想富,先修路。无论到了哪里,都是一句至理名言。据媒体报道,1989年到2000年之间,霍英东和政府合资大举投资建造洛溪大桥(番禺)、沙湾大桥、港前大道、进港大道等,让这里的交通从无到有,日益通达。
 
    “原来南沙的地很多,现在少了。慢慢地这里交通、购物都很便利,也有了人气。尤其是万达来了(金洲地铁站旁万达广场),带动了这里的消费。”2015年,南沙区变成自贸试验区,南沙区城市化更为迅速。“好在前几年我买房了,否则很难留在南沙区了。”阿文庆幸道。近几年,其房价由4000多元涨至2万多元。在阿文眼里,这里再也不是当年无人问津的小渔村,而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
 
    南沙区其实是粤港合作的一个缩影。2017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制定印发了《2017年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点》。其中,广州南沙新区的工作要点之一为深化粤港澳深度合作探索。未来这一系列探索都将助推三方合作更上一层楼。
 
粤港澳湾道加速
 
    应运而生
 
    2009年,《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并提出四项跟进工作,即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湾区经济”,表示要以“湾区经济”新发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签署仪式。可以看到,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几十年间,粤港澳合作逐渐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雏形日渐清晰。它不仅弥补了南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空白,同时作为比肩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国家级区域战略,被寄予带动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潮流的厚望。
 
    创新驱动湾区经济
 
    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设立特区、新区居多,采用“湾区”概念还是头一遭。当今世界,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它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湾区经济通常具有显著特征: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流网络。因此,粤港澳是中国最适合发展湾区经济地带。
 
    纽约大湾区属于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中比较早的大湾区,是以金融商物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发展;东京湾从二战后崛起,由政府部门统一协调、规划,以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闻名全球;旧金山湾区则以硅谷为代表,是高科技和创新的代名词。申明浩表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全球服务中心、全球消费中心。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值为9.35万亿元。进出口贸易额约1.7万亿美元,是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去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四大湾区第二位,仅次于纽约湾区,人均GDP却处于末位,但从增速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增速位列第一位,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发展潜力比较大。
 
    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院长肖恩·兰多夫曾谈到,科研创新能力是发展重心,同时还必须拥有多样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历史上世界级大湾区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创新是湾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粤港澳地区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产业密集度、人口密集度、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高度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基础和条件。但一个地区,两种制度,两种字体,三套法律体系,三种货币……这些独特的因素也在考验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智慧。
 
 
  大湾区:大动作,大机遇

 
   ——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
 
粤港澳湾道加速

    粤港澳——三个性格迥异、朝气蓬勃的“少年”,今后将要携手一起面对挑战、共同成长。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会带来哪些影响?未来又将如何发展?为此,《经济》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
 
    《经济》:粤港澳合作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曹文炼: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合作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年以后)主要是港澳如何帮助内地对外开放,通过设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招商引资,香港、澳门发挥了“引进来”的作用。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也是粤港合作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在2000年内地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以后,同时粤港澳三方开始探索更深度的融合,特别是以珠海横琴新区和深圳前海新区的设立为标志。横琴和澳门跨地域的合作,比在内地设一个特区更进一步,一体化更为密切。这也发挥了香港、澳门的优势,帮助内地企业与国际接轨一个标志性的阶段。此后,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更有自信了。
 
    第三个阶段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粤港澳三方积极研究如何更深入、全面地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且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4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标志着粤港澳合作进入更高更全面的新阶段。
 
    《经济》: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契机是什么?
 
    曹文炼:首先,这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联系的,在过去两个阶段,粤港澳合作还达不到共建大湾区的条件。随着内地经济,特别是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湾区提出的时机已经成熟。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湾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国际生产要素流动最自由、最充分、最开放的地区。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采取“9+2”城市群组合,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优异、交通路网密集、产业基础雄厚、金融产业发达。粤港澳大湾区以全国1%的土地面积,全国人口5%的数量,却创造出了全国经济12%的总量。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条件,可以成为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经济》: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吗?
 
    曹文炼: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提升到新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支撑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内强腹地,外接东盟,东向海峡西岸经济区,西朝北部湾经济区,北为长江经济带,南面东南亚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不仅有利于加快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的产业梯度转移,而且形成面向东盟的海陆国际大通道,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枢纽。
 
    很多人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三大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外的又一大战略。我认为,正如雄安新区服务于京津冀一体化一样,粤港澳大湾区是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大湾区拥有香港、澳门两个国际化大都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经济》:您所提倡的“飞地经济”模式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哪些促进作用?
 
    曹文炼: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在2013年落地珠海横琴岛,校内部分资源设施与澳门资源共享。举一反三,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丰富,建议采用“飞地经济”模式,不仅降低成本,而且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大湾区建设中会有新的拓展。
 
    现在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社会成本很高,很多产业正在向东南亚国家转移。2017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关于“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我认为,原在深圳的产业可以转移到雷州半岛或广西、海南。一方面,企业可以“走出去”;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优势产能的转移应首先关注国内的不发达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有利于推进发展规划对接,增加政策供给,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释放政策红利。但要下好粤港澳大湾区这盘棋,除了向高手学习,每一步落子前还需慎重。
 
 
  痛点:最大的挑战在“融合”

 
    陈家华,香港人,2005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金融专业,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毕业后来到深圳的一家金融公司上班。用他的话说,是“今时唔同往日,我中意留低。”(今日不同往昔,我更愿意留下来)。
 
    与陈家华经历相似的港人还有很多。每年香港教育局会有“内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香港考生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按分录取。2016年,完成免试收生计划报名程序人数约2700人“内地经济发展蓬勃,香港学生的眼光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放眼大中华”。他这样解释自己到内地读书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毕业后又来到广东?“相比香港的快节奏生活,我更喜欢宽敞的街道、快捷的支付以及大一号的流沙包。”陈家华用蹩脚的普通话对《经济》记者说。
 
    近年来,粤港澳一直积极地探索如何合作。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珠三角地区城市及其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要素流通仍存在一定的障碍。
 
    民众关注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高达81.4%的网民听说过“粤港澳大湾区”,其中有48.8%网民仅听说过但并不了解,仅有18.6%网民没听说过。对于粤港澳经济互促程度,多数网民表示赞好,38.9%网民认为一般,仍需加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规划,受到广泛关注与认同。随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相信市民感知度和认可度也将提高。
 
    《经济》记者在广州调研期间,分别对地铁4号、6号、11号以及机场快线的乘客进行采访,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贸易、交通以及住房,但也会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广州的赵生关注境外商品购物,香港的李悦则更期待网购更加快捷。
 
    “很多港人在内地工作都是掰着手指数日子。”陈家华笑言,港澳的税制与内地不同,计税依据、税负强度存在差异。香港居民在内地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需按内地税制缴税。同理,年收入越高,税额差距就越大,这就导致很多高端人才不愿到内地。
 
    陈家华表示,自己还有另一个担心,就是不敢生病。虽然暂时还没有回香港的打算,但陈家华并没有与公司签约社保,原因是在内地需要交满15年方可领取社保,中途换地方、断交,手续相当麻烦。陈家华不清楚未来如何,也很迷茫这样的选择是否对自己更有利。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香港企业家在广东设厂,总部在香港,到了年底,需要双重审计,光费用要多出几百万元。
 
    来到广州开诊所的港澳医生处境很尴尬,由于内地医保不承认他们的诊所,所以诊所只能服务外国企业的外籍人员,偏离了服务本地人的设想。
 
    “你们看《战狼2》没?”澳门建和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邝伟文在聊天中突然冒出一句。他告诉《经济》记者,了解到《战狼2》口碑爆棚,特意从澳门跑到珠海看了一遍。邝伟文风趣地表示,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能解决文化交流问题。
 
粤港澳湾道加速

    玻璃门待跨越
 
    “硅谷有今日的成就,正是因为开放。硅谷是有名的科技移民地,科技人才都汇聚于此。比如,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出生于南非,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于莫斯科等。这也不难解释为何特朗普的移民改革政策,遭到硅谷大佬们的反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举例说。
 
    开放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通各类要素的有效流动。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郭万达认为,现在深圳与香港通关还很麻烦,需要花很长时间,通关环境不好。比如,港深港高铁方案,有利于通勤。“住在深圳南山的人可能在香港科技园工作,高铁可能15分钟就能到达,但现在还需要一个半小时。”
 
    2017年7月2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西九龙站实行“一地两检”通关程序。乘坐高铁的旅客可在高铁西九龙站一个地方先后完成出入境手续。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告诉《经济》记者,相比过去“两地两检”模式,新规定让通关更便捷。“未来如何用‘一地两检’的思路以及‘一国两制’制度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澳门车牌可以直接开的横琴去,这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横琴这些做法可能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有新的拓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建议道。
 
    今年7月1日,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受邀参加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特别节目,携无人机编队,在红磡体育馆上空演绎《梦之夜 青葱再出发》。亿航副总裁唐哲君向《经济》记者分享了背后的故事,“亿航白鹭无人机编队队长曾是驻港士兵,对香港有浓厚的情结,所以我们收到邀请非常开心。”参与香港回归庆典前,编队成员还要抽出时间回老家办理港澳通行证,并且在通关流程上,大家普遍反映,程序太过于繁琐。
 
    “小物件的通关也不顺畅。”从湖北到香港工作7年多的香港理工大学科技转移及创业培育经理王鹏向记者讲述了他从香港邮寄一个牌匾到深圳的经历。“通关花了约800多元的税倒没什么,但整个过程用了一个星期,差点错过在深圳某研究院的开业时间。”另外,做实验或测试的结果如果通关的时间过长,不利于两边科研机构或企业之间的合作。
 
    其次,要跨越不同税制的障碍。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一书指出,“香港薪俸税较低,仅有4个级别,最低税额2%,最高仅为17%,并有众多免税项目,例如已婚人士免税额、子女免税额、单亲免税额等。但内地的税率就高很多,并且按累进税率计算,最高可以达到45%。”
 
    王鹏举例说:“在香港家庭中,如果一个人需要赡养4-5人,有相应的免税额,大陆则一视同仁。”
 
    “如果在内地的投资没有足够高的回报率,香港企业到内地办公司或设厂的积极性就不高。粤港澳的合作由来已久,这一问题仍未解决。上海自贸试验区也没能解决税制问题。目前的突破是税收返还政策,外籍高收入群体可通过申请实现返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对《经济》记者如是说。
 
    第三,要跨越人才和资金流通的障碍。“海外人才回国后国籍问题也是一个障碍,香港允许双国籍,大陆则不允许。此外,科研费的出入境受到大陆外管局的管制,手续比较繁琐,希望未来能简化流程,也便于香港科技人员到大陆来做科技成果转移。 ”王鹏建议道。
 
    第四,产业要实现优势互补。东京湾区制造业很强大,是因为制造业与金融业、服务业结合默契。香港90%是服务业,没有制造业。香港融入大湾区后,能否把深圳的制造业视为香港的制造业,这样香港的服务业与深圳的制造业就产生了关联。
 
    最后,市场要实现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六七千万人,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珠三角的机场吞吐量达1.7亿人次,香港、广州、深圳的机场很大,但空域没有开放,难免拥挤。坐飞机的需求量很大,空域管制也阻碍了航空市场一体化。这也是未来要突破的另一大障碍。”郭万达表示。
 
粤港澳湾道加速
 
    区域痛点如何解?
 
    除了要素流通的障碍,粤港澳三方产业也各自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广东制造业所从事的活动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记者,未来的转型方向是朝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前端是技术研发环节,后端是市场拓展环节。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产业只有两头。”郭万达指出,一头是金融业,如外汇、股票市场等,属于高增值低就业型的行业;另一头是低增值高就业的产业,如物流、旅游、商贸等。香港缺乏科技、研发、制造等中间产业。“比如,一个香港理工科学生毕业后,既搞不了金融,也不愿意搞旅游或商业,容易造成就业困难。”
 
    当年香港把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研发设计环节却没有跟上。当前广东省的制造业也面临转型,建议产业链要在周边转移,同时要打破阻隔,不要让产业链中断。“如果转移到越南、印尼等国,虽然社会成本降低了,但当地的产业配套并不完善。”郭万达举例,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并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因为深圳之前有不少山寨手机配套的原材料企业做产业支撑。因而,在深圳、东莞、惠州的产业配套非常好,所以才集聚了无人机产业。
 
    “未来香港的金融服务应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中起很大作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指出,企业金融、贸易金融和个人金融都是香港金融业的优势,广东自贸试验区都在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建议它们与香港的金融服务融合发展,自贸试验区并不是新冒出的竞争者。
 
    澳门,被很多人戏称是“闷声赚大钱”的“智者”。作为一个微型经济体,澳门的产业机构较为单一,博彩业一家独大,澳门面临着产业适度多元化的问题。申明浩告诉《经济》记者,正是由于港澳的产业空间狭窄。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网络、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没有出现类似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科技型企业,港澳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变化。
 
    “澳门要赶上粤港澳大湾区这列快车,用科技驱动澳门经济的发展。”澳门建和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邝广伟告诉《经济》记者,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将为澳门带来更多机遇。
 
    让小区域融入大湾区,便于人才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通过人才流动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另一方面通过技术交流合作,把两地高端技术人才凝聚起来。“有机遇没抓住,有快车没赶上,如果思维固化,不愿改变,继续停留在老路上,才是最令人担心的事。”邝广伟坦言。
 
粤港澳湾道加速
 
 
  开药方:三方求变达共赢
 
    粤港澳大湾区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自贸试验区:披荆斩棘打头阵
 
    从上世纪90年代的保税区,到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再到整合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最后到广东、天津、福建的扩区等,中国自主开放的平台和载体,每个阶段都呈现不同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贸试验区涵盖三片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广州南沙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深圳前海蛇口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珠海横琴自贸试验区),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2015年4月21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预示着,广东自贸试验区以依托横琴、前海、南沙三个粤港澳合作示范区,提供可以全面复制和推广的经验,便于日后在全省推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沙片区的总面积为60平方公里,是广东自贸试验区中面积最大的片区,其中明珠湾起步区正在建设之中。南沙区未来的目标是高科技人才的聚集中心,与深圳、香港连在一起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创新思路不断涌现的创新中心。目前南沙区综合交通枢纽还未完全建好。“现在从广州市区到南沙区还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南沙区要成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至少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硬条件的实现,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据悉,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共28.2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近年来,借助香港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深圳在产业与金融相结合上探出路子,并培育出华为、腾讯等国内前沿的科技创新企业。
 
    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共28平方公里,建设成为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发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新高地的作用。除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横琴还专门设计了5平方公里的粤澳合作产业园。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林江认为,三个自贸区优势不同,首先要发生紧密联动,形成优势互补,强调错位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将实现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崔卫杰建议,广东自贸试验区可以研究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争取尽可能把自贸试验区的改革试验任务在更大范围内同步实施,例如拓展在南沙新区、深圳和珠海同步实施,或者在广东省推广试验;二是研究设立以低税、境内关外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经济区,例如对标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等自由经济区税赋标准,把企业综合税赋控制在10%左右,逐步实现人员、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如取消外汇管制、区内企业利润和资本可自由调拨回国等。
 
    科技制造的新舞台
 
    30多年斗转星移,粤港澳之间区域经济合作不曾中断。过往以利用外资和出口导向为主的对外开放,使粤港之间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和贸易模式。港商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OEM模式(代工)为主,建工厂、设生产线。
 
    “这就好比画一幅画,港企将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画好以后,中间技术含量较低的部分交给内地的工厂画,还去压榨他们的利润。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广州利好集团董事总经理梁戈对《经济》记者如是说。然而,经历了粗放型的对外开放之后,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我们更强调科技创新的元素。
 
    8月23日,台风“天鸽”登陆广州南沙区,骤雨如豆,被狂风扫落的枝叶满地狼藉。记者从佛山赶往南沙区采访,因为台风的缘故,很多工厂都放假了,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子”)却是例外。
 
    “最近国家发改委和相关部门正在南沙区调研大湾区的规划。”晶科电子董事长肖国伟博士向《经济》记者讲述故事之前笑道:“晶科电子在南沙区的发展,其实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成功的一个缩影。”
 
    2003年,几位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走出实验室,在香港科技园创办了一家LED芯片公司。2009年,在霍英东基金会的支持下,肖国伟带领团队选址广州南沙区建设LED产业基地并于2012年落成,至此开启了晶科电子规模性发展的时代。经过几年的发展,晶科电子已从创业最初的1500万元产值发展至今的近15亿产值。员工也从搬迁前的150多人,扩充至今超过1600人。“现在看来,当时选择将产业重心从香港迁到内地的决定是非常正确。”
 
    “香港、澳门本身的市场很小,科技制造业企业需要面向一个国际化的大市场。我们有一部分采购和销售,以及资本融资是通过香港完成的。这本身也是粤港模式的一种体现。”肖国伟如是说。
 
    “要发挥市场精神,让科学研究、技术转化与金融融合在一起。高校与市场脱节,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世界百强大学当中,粤港澳大湾区有4所学校入选,它们都在香港。杨沐指出:“大湾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促成融合。通过市场机制,让孵化器、科技园、投资方、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创新融合起来,让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获得资金的支持,找到生产和发展的空间。”
 
    香港广州创新及科技协会执行会长黄锦辉向《经济》记者建议,粤港两地政府加大“粤港科技合作资助计划”资金,特别开设“大湾区创新及科技资助基金”,专门支持9+2城市群成员之间的合作应用研发项目。
 
    当前香港联交所正计划优化香港“创业板”的上市规则,使其更具灵活性,让创科企业更容易在港上市。黄锦辉建议,大湾区创科企业可善用香港“创业板”进行融资。国内外投资者亦可充分利用香港“创业板”发掘具有发展潜质的创业项目。
 
    冲刺世界一流湾区
 
    “虽然广东省的总量超过了其他湾区,但在人才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广东要超过其他湾区的人均水平,至少要10-20年才能实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在基本制度上下功夫,而不是想着总量如何。“让湾区内的劳动力市场、要素市场在同一平台上运行,内部实现无缝对接,办理各类证件手续的简化,企业盖章数量缩减等,才是大湾区要下的真功夫。”
 
    “过去几十年里,硅谷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约136亿美元的投资,中国政府的投资不亚于此。政府采购、科技政策固然重要,但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等软实力更重要。”杨沐总结道。
 
    “大湾区特点是科技发展的领先地带,也是吸引人才的高地。”杨沐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首先要做的是“筑巢引凤”,让高端人才及其家属感受到安全、舒适。而后要发挥高端人才的创新能力。政府和企业对人才的管理应该更加人性化。要让他们在第一时间获悉世界上的最新信息,鼓励他们与世界各地进行交流。还要营造创新文化的氛围。“所谓创新文化就要容忍失败,容忍跳槽,容忍竞争等。”同时,让不同学科的人才要相互交流、碰撞,相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曹文炼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是有香港、澳门,可以通过它们,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香港、澳门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方面,已走在中国内地城市的前列,尤其是食品卫生管理、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公共交通服务等。
 
    “过去我们强调经济方面,港澳发展略高于内地,现在应摆正心态。”杨沐建议,三方应互相取长补短、虚心求教,对提高整个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十分有益。
 
    除了创新和开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还要绿色、均衡。曹文炼认为,一方面,广东省在生态上还面临着很多挑战,空气、土壤、水资源等距离优质生态圈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建设过程中要强调保护环境,绿色发展,完善宜居的生活圈。另一方面,虽然广东经济实力强劲,但粤东地区和粤北地区和沿海发展缓慢。广东附近的省份,如江西、海南、广西等与广东还有很大的差距。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下大力气带动周边谋发展。
 
    借海扬帆奋者先
 
    “未来20年里,广东省有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列,重现引领者的光辉。”今年4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杨沐认为,广东可利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利用大湾区建设的基础,在新时期再创一个新光辉。同时,广东也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近几年,上海、浙江、江苏的研发投入总量超过广东、香港、澳门。同时京津冀经济体和雄安新区的快速发展,竞争可谓异常激烈。
 
    林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着眼于各自拥有的优势,不能急于求成。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其他区域发展都有着借鉴意义,例如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同样在起步阶段,更需打好根基,完善好基础设施,让粤港澳三方老百姓感受到大湾区带来的便利生活。
 
    “粤港澳大湾区能否重视并抓住中央给出的机会,时间会证明。然而,抓住好机会是要投入的,而不是向中央要条件。用创新精神抓住机遇,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杨沐发自肺腑地说。
 

  众说大湾区:前途不可限量 需要通力合作
 
    ●晶科电子董事长肖国伟:
 
    港澳与珠三角合作的湾区经济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存在,并不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而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市场需求主导而形成一种经济模式。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和产业转型需求的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是科技产业经济结构升级所形成的区域合作。我们应该牢牢地抓住这次机遇,实现更大的一个跨越。
 
    ●广州利好集团董事总经理梁戈:
 
    我一直很看好国内市场,也十分期待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其实内地有很多产品和技术很牛,香港、澳门反而没有。粤港澳大湾区一旦建成,会带动很多港企、澳企来内地设点,彼此之间的联动会越来越多。这一创举加速了广东的国际经济发展步伐,同时为企业创造了良好发展的沃土。抱团发展已是当前经商的大形势。城市之间的抱团则加深了不同地区的企业互动,这有助于双方各地经济增长,同时把港澳地区的国际视野带到内地来,为内地企业注入新鲜血液。
 
    ●海鸿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凯旋:
 
    我希望海鸥自助研发的绿色节能变压器能够率先在港澳地区应用。但由于港澳地区电力设计系统较为传统和保守,目前还没打开港澳的市场。粤港澳代表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希望粤港澳大湾区把能广东、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资源整合得更好。我们正在朝欧美市场方向努力,把好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有世界顶级的产品!
 
    ●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唐哲君:
 
    亿航一直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展,并且已经跃跃欲试了。针对国家发改委对大湾区的规划中提到“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希望能为粤港澳空中智慧交通网络贡献力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下,“全球首款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亿航184”应用场景又扩展为载人的点对点短距离飞行,完善现代货运物流体系,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都市群的建设,无疑为科技创新为核心生产力的亿航,打开了通向世界级工业、经济、科技、商业集聚区的窗口。而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也将水涨船高,如虎添翼,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与商机。
  
    ●广东东鹏控股有限公司胡德明:
 
    过去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重要强调后者,即自由民主,但现在越来越感受到一国的重要性。世界经济本就密不可分,我们不能任性地选择,通力合作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随着粤港澳的联系日益紧密,三方都是受惠者。
 
    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有科技创新和国际化视野。尽管香港没有内地的大市场,但像以色列一样孵化企业后再卖掉,这也是以孵化企业为主的战略亮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珠三角的实体经济服务。香港与英语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密切。澳门与葡语系经济体联系紧密。它们与珠三角的制造业,特别是新兴制造业结合起来,是一种优势互补。不能一叶障目,只看到大湾区是以珠三角发展为基调,更要看到珠三角的发展为香港和澳门的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本刊实习生付曦地对本文亦有贡献)
 

  左手配合右手  弹奏华美乐章
 
    文/《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詹国枢
 
    左手者,政府之手也;右手者,市场之手也。左手配合右手,意即在右手即市场之手为主导的前提下,左手即政府之手理当密切配合,巧为补位,只有这两只手的密切配合,互不掣肘,方能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全球经济的宏大交响曲中,弹奏出华美乐章。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非自今日始。若干年前,早在内地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层层推进之时,毗邻广东的香港和澳门,即已利用自身地利之便,与内地在生产、投资、外贸、消费等各个领域逐步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恰如水银泄地一般,见缝插针,无孔不入。只要有一丝合作的缝隙和机会,只要这种合作有利于相互各方,可以取得1+1+1>3的效应,那么,不用政府动员,无须外力撮合,有关各方自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利用合适的时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共赢的关系。
 
    近些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旧金山、东京这世界三个大湾区相比,发展势头明显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去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值已达9.35万亿元,跃居世界四大湾区经济总量第二位!原因何在?政府的默许、推动和支持,自然功不可没,但是,究其本源,“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发展势头如此迅猛,这般良好,根本原因还在于此一领域的各行业、各企业在市场之手的驱动之下,不约而同地萌发了合作共荣的内生动力!
 
    打开视野,大而言之,世界经济近些年虽然亦曾遭遇金融风暴等飓风袭击,但穿云破雾,挺了过来,最终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何也?皆因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动力非常强劲,生命力相当皮实也。历经世纪的风洗礼雨,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愈加完善成熟,岂是一两场风雨就能将其击倒在地一蹶不振的?
 
    我们这样说,当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认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恰恰相反,物极必反,愈是市场之手呼风唤雨闹腾得欢势之日,愈是政府之手需要插入进去发挥作用之时。换句话说,就在当下,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已初具雏形且高歌猛进之日,正是粤港澳三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需要出面宏观干预协调之时。
 
    干预什么?协调哪样?当然是要干预和协调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种种体制和机制束缚。
 
    比如,通关问题。人所共知,如今在广东和香港澳门之间,无论人员进出也好,货物流通也罢,仍然存在着一道道有形无形的关口。这些关口之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亦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时间已经发生在港澳回归这么多年以后,发生在粤港澳三方经济越来越紧密之际,难道就没有放开的必要?多年来这些关口坚持闭而不开,深入查查,或许后面还有一些难以为人道的曲折因素呢!
 
    又如,政策问题。从目前看,港澳的税制与内地不同,计税依据、税负强度也存在差异。香港居民在内地连续或累计超过一定天数,便需按内地税制缴税。依此推理,年收入越高,税额差距就越大,这样的税制政策,当然就会导致很多高端人才不愿来内地长期发展。类似这样已经成为三方继续发展桎梏的各种过时政策,是不是也该来一个清理、协调乃至取消呢?
 
    再如,市场问题。粤港澳目前无论劳动力市场还是其他生产要素市场,都还没有完全放开。既然是搞市场经济,而且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内搞比较紧密的市场经济,你的要素市场却又尚未放开,进进出出,磕磕绊绊,岂非成了经济发展的羁绊吗?
 
    左手者,政府之手也;右手者,市场之手也。左手配合右手,意即在右手即市场之手为主导的前提下,左手即政府之手理当密切配合,巧为补位,只有这两只手的密切配合,互不掣肘,方能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全球经济的宏大交响曲中,弹奏出华美乐章。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非自今日始。若干年前,早在内地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层层推进之时,毗邻广东的香港和澳门,即已利用自身地利之便,与内地在生产、投资、外贸、消费等各个领域逐步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恰如水银泄地一般,见缝插针,无孔不入。只要有一丝合作的缝隙和机会,只要这种合作有利于相互各方,可以取得1+1+1>3的效应,那么,不用政府动员,无须外力撮合,有关各方自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利用合适的时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共赢的关系。
 
    近些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旧金山、东京这世界三个大湾区相比,发展势头明显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去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值已达9.35万亿元,跃居世界四大湾区经济总量第二位!原因何在?政府的默许、推动和支持,自然功不可没,但是,究其本源,“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发展势头如此迅猛,这般良好,根本原因还在于此一领域的各行业、各企业在市场之手的驱动之下,不约而同地萌发了合作共荣的内生动力!
 
    打开视野,大而言之,世界经济近些年虽然亦曾遭遇金融风暴等飓风袭击,但穿云破雾,挺了过来,最终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何也?皆因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动力非常强劲,生命力相当皮实也。历经世纪的风洗礼雨,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愈加完善成熟,岂是一两场风雨就能将其击倒在地一蹶不振的?
 
    我们这样说,当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认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恰恰相反,物极必反,愈是市场之手呼风唤雨闹腾得欢势之日,愈是政府之手需要插入进去发挥作用之时。换句话说,就在当下,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已初具雏形且高歌猛进之日,正是粤港澳三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需要出面宏观干预协调之时。
 
    干预什么?协调哪样?当然是要干预和协调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种种体制和机制束缚。
 
    比如,通关问题。人所共知,如今在广东和香港澳门之间,无论人员进出也好,货物流通也罢,仍然存在着一道道有形无形的关口。这些关口之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亦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时间已经发生在港澳回归这么多年以后,发生在粤港澳三方经济越来越紧密之际,难道就没有放开的必要?多年来这些关口坚持闭而不开,深入查查,或许后面还有一些难以为人道的曲折因素呢!
 
    又如,政策问题。从目前看,港澳的税制与内地不同,计税依据、税负强度也存在差异。香港居民在内地连续或累计超过一定天数,便需按内地税制缴税。依此推理,年收入越高,税额差距就越大,这样的税制政策,当然就会导致很多高端人才不愿来内地长期发展。类似这样已经成为三方继续发展桎梏的各种过时政策,是不是也该来一个清理、协调乃至取消呢?
 
    再如,市场问题。粤港澳目前无论劳动力市场还是其他生产要素市场,都还没有完全放开。既然是搞市场经济,而且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内搞比较紧密的市场经济,你的要素市场却又尚未放开,进进出出,磕磕绊绊,岂非成了经济发展的羁绊吗?
 
    以上种种,不过是笔者这个局外人粗略地分析罢了,倘若认真深入调查,仔细琢磨研究,我相信,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种种客观和人为因素,肯定还有不少。而将这些因素之副作用降到最低,乃形势发展所需,而其所能发力者,非政府莫属也。
 
    左手和右手,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到底何时何地“该出手时就出手”,大约是市场经济必然碰到的一个永久难题。倘若此难题解决得好,那么可以预期,“粤港澳大湾区”这道9+2的试题,便绝不会仅仅等于11而大有可能因“9×2”而变为18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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