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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于学问,平实于做人 ——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

时间:2018年05月21日 信息来源:经济网-《经济》杂志 作者:陈希琳 【字体:

勤奋于学问,平实于做人
魏杰:现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前一天,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份文件,将魏杰的退休时间推迟到了2020年,这让他不得不暂时搁置“办一个促进当前经济思想交流的书院”这一计划,继续担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同时再兼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要职加身,老骥未伏枥,仍在为中国新时代的经济改革之路出谋划策。
 
    拼命少年郎
 
    若说精神上的渴望对一个人的影响能有多大,从魏杰的人生经历中便可知一二。
 
    1952年,魏杰出生在距西安市大约30公里的一个名叫西江渡的小村里。尽管离西安这个历史名城并不远,但当时却很穷。“打我记事起,内心就有三件事永不能忘:一是吃粗粮,肉蛋类及白面等细粮只有在几个重要节日里才能见到;另一个是穿粗衣,自己纺织并染色的土布穿着很硬,还经常掉色,皮肤蓝一块青一块的;还有一个是点油灯,因为我们这个村子1964年才通电,而且即使在通电后,还有些人家嫌电费贵,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点煤油灯。”在魏杰儿时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只要能吃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魏杰就读的小学教室四面透风,学生自带凳子,桌子由每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用土坯垒成。虽然学校破烂不堪,但他仍然很庆幸,“我的不少小伙伴没有读完小学就退学了,家里穷,刚能从事体力劳动,就帮家人谋生活去了。我能读到小学,真是万幸,主要是因为父母是文盲,不想让我再受文盲之苦,因而再难也要让我上学。”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魏杰到离家七八公里远的沣西中学上学。学校里有食堂,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学生都吃不起,他每周分两次带足三天的干粮和咸菜,即使每天吃着又硬又难吃的粗粮粑粑,但他学习的积极性极为高涨。“起初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像那些伟人,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困境。打我记事起,父亲就经常对我讲: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家庭,要摆脱贫穷,只有好好上学,别无出路。”
 
    这样一个贫穷的孩子,在时代大背景的潮流中,自然只能是一叶被裹挟的孤舟。初中三年级,魏杰响应政策号召,返乡务农,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中,在拼死累活挣工分的疾苦生活中,他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这段经历,让他后来对中国经济改革一直保有自觉性。
 
    身处一隅,魏杰并不想做井底之蛙。农村越是苦,就越发奋读书,幻想总有一天会考上大学。因此,在农村劳动时,读书是他的爱好和主要业余生活,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总是设法借别人的书籍来看。1970年9月,农村开始恢复高中学习制度,魏杰重新走进学校的大门,但当时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员制度,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所以在高中毕业前夕,他又做好了一辈子务农的准备,为自己购置了一套新的农具。
 
    但就在毕业前的两个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这个机遇就是当年从高中里招师范学校的学生,彻底改变了魏杰再次当农民的命运。因为高中考试成绩一直排名第一,学校推荐他进入西安师范学校上学。从西安师范毕业后,魏杰在西安师范政治处工作,任理论干事,把更多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经济学的自学上,他将这几年称之为自己在经济学学习上的“糨糊”时期,当时在经济学思想上实际上并无“主心骨”。
 
    寻找“主心骨”
 
    1977年,魏杰的经济学人生之门开启。25岁,在这个常规上早已大学毕业的年龄,魏杰刚刚获得参加高考的机会。对他来说,这是虽然迟到但却是极为有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人生机遇,其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当时为了高考,每天几乎都是凌晨1点多才上床休息,5点准时起床复习,8点上班,从报名到考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竟然将高中的数学、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课程认真复习了一遍。因为实在太累了,所以高考一结束,昏睡了几天后身体才逐渐恢复过来。”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和冲劲,在魏杰看来,也是当时特有的历史现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招生名额极其有限的残酷竞争中,魏杰考取了当时的名校西北大学,“歪打误撞”进入经济学专业。“我们这个班是当时高考成绩非常高的一个群体,人才济济,像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张维迎,以及冯仑等人,都在我们班。”
 
    入学后,因为错失的几年,魏杰立志要将损失的青春夺回来,对学习知识如饥似渴,但两个问题让他感到极为苦恼:一是当时经济学教学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所教的经济学知识都已经自学过;二是经济上遇到困难,当时规定只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学生才能带工资上学,生活无法维持。
 
    这两个由头促使他在研究生制度恢复时,选择考取研究生,而研究生可以带薪上学。当时允许在校大学生参加研究生考试,魏杰决定背水一战。“当时真是压力大呀,为了考研,我几乎没有了节假日,每天都是12点以后教室熄灯后才回宿舍,早上5点再爬起来学习。”最后,魏杰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以陕西省文科第一的成绩如愿以偿,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的研究生。
 
    在读研期间,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通论”对魏杰影响很大,让他开始思考,在当时中国经济效益低下且结构失衡的现实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1983年,我国开设了博士学位教育制度,魏杰有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一如既往的努力,换来了一如既往的顺利录取。“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对于我来说,似乎考试是上升的唯一通道,只要是用考试来选人,我都能如愿以偿,因而感到考试才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机会的平等。”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魏杰深感同学中精英荟萃。“这里既有名师的指点,又有同学之间的相互启迪,那时的正能量很强,虽然很清贫,但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涨。同学们经常熬夜到12点才用电炉子煮点方便面作为宵夜,大家吃着方便面相互串门,交流学术观点,边吃边聊,很是开心,同学之间的带动力很强。”魏杰在人大攻读博士的这几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展开而且深入启动的几年,北京经济学界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与中国经济学界众多人士的交往,大都开始于这一时期。
 
    当好教书匠
 
    魏杰的经济学学习和工作经历很单纯,基本上是在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清华大学这四大机构中度过的,“它们都是我的经济学生涯的‘圣地’”。
 
    今年是他进入清华大学的第20个年头。“我到清华任职后,看到清华经管学院大堂立着清华经济系创始人陈岱孙老先生的塑像,上面有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魏杰把自己定位成教书匠和“口力”劳动者。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活跃在经济学教学的第一线。教学貌似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十年能够始终站在课堂上为学生授课,并能够获得学生的满意和称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教学来说,更是不容易,因为我国的经济实践及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非常剧烈且快速变革的时代,要在教学中跟上这样的时代,实在不易。授课者需要不断地根据变革调整和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一旦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新变化,就无法回答现实中的新情况,无法在学生的满意中愉快地站在讲台上。”
 
    从开始任教至今,据魏杰统计,几十年时间内,常规性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听课人数已达万人。“在EMBA教学中,竟然有好几万人听过我的课,所以经常在机场和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有人向我打招呼,说是我的学生,但我一下想不起来是哪个学校的。”
 
    勤奋于学问,平实于做人,可以说是魏杰的人生信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魏杰发表的论文有2500多篇,专著有337本,社会讲学更是不计其数。
 
    “1983年我和导师合写了《价值学说史》,当时领的稿费是7000多元,最大面额是10元,吓了我一跳,提了一大包钱回去,分了稿费才还完父亲生病去世后留下的债,剩下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稿费后来成了我财务自由的保障。”所以他很欣赏勤奋的人,在清华大学以个人名义做了500万元的基金,每年的利息拿来奖励学生,“各行各业都有努力的空间,只要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
 
    翻阅他的论文和著作的题目,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相吻合,反映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特点。
 
    “审阅了自己这几十年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感到自己虽然有判断失误的地方,当然也有不敢直言胆怯的地方,但学术思想价值取向上总体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一致,可以说是在为中国改革开放弘扬正能量。例如在市场经济改革、企业改革、国有经济改革、民营经济发展、混合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宏观经济改革等诸多重大改革问题上,我的观点大体是超前且正确的。”魏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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