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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一个与改革开放时代同步成长的经济学家

时间:2018年11月12日 信息来源:经济网-《经济》杂志 作者:许亚岚 【字体:


    作为经济学家,面对问题,各人都有不同视角,要允许争论。对此,马晓河认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开放的文化和文明,需要更加有活力的创新。因此经济学家有责任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经济学家要有社会公正之心。作为经济学家提建议,研究问题,要有良心,要公正,无论发表什么观点,不能有私心,要有中立公正的态度,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经济学家要有服务意识。经济学家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政策方针提供科学化咨询。

    农村改革推动者之一,城乡二元结构改革者,多年来多次参与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走在农村改革前线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晓河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有着不一样的体会和感触。
 
    25年,站在农村改革前线
 
    1978年以来,农村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晓河也在其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93年,马晓河参加了中共中央的11号文件起草,即《关于当前农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原先的承包期15年不变改为15年到期后再延长30年。之后,从1994年到2011年马晓河参加了8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文件的起草。
 
    2015年,马晓河承担了推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期研究工作。除此之外,马晓河还多次参加领导座谈会,比如2002年6月的朱镕基座谈会。
 
    2002年,朱镕基邀请了12位经济专家进行了为时一天的座谈,当时有马晓河、王洛林、吴敬琏、吴树青、黄达、谢平、胡鞍钢、林毅夫、樊纲、陈东琪、吕政、贾康。马晓河回忆,那天朱镕基说“请你们专家来,我是带着耳朵来,没带嘴巴来,今天也没有顺序,咱们谁想好了谁先来”。由于当时农民负担太重,马晓河就提出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需加快大面上试点,先合并再减免,最后目标是取消农业税。
 
    马晓河还参加了2003年6月和2005年7月的温家宝座谈会。在2005年7月的温家宝座谈会上,马晓河提议,农村小学、初中的教育经费应该全免,实行义务教育。那一年,马晓河在麻江县管起了10个孩子上小学、初中的书本费、学费。年仅10岁的杨桂花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小学四年级的杨桂花成绩优异,与小学二年级的弟弟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由于父母离异,父亲又精神异常,因此,家里仅有几亩地的杨桂花姐弟二人上学非常困难,每人半年270元的学费很轻易会压垮整个家庭的生活。所幸从2004年的下学期开始得到了马晓河的帮扶。“虽然当时刚刚在贫困地区实行8000万孩子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但由于没有全部展开,有指标限制,因此,我资助的10个孩子把自己的指标让给了别的孩子。”马晓河称。
 
    随后,在2006年的胡锦涛座谈会上,包括马晓河在内的6位专家谈新农村建设。当时马晓河提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制度应该和城市一样均等化,农民的路水、电气包括教育、医疗应该加快建设,其中最根本问题就是看病、养老。当时农村还没有大病医疗;农村养老也没有着落。马晓河表示,共产党的执政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是稳定的基础。
 
    “那天中午胡锦涛总书记留我们6位专家面对面吃饭,给每人敬了一杯干红葡萄酒,最后吃完饭的时候,胡锦涛和我们一一握手并送走我们,自己最后走。”马晓河对那天的细节一直印象深刻。
 
    之后马晓河还参加了2008年2月习近平的座谈会,之后还有汪洋座谈会、回良玉座谈会等。最近则参与了去年以来中央国务院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文件制定工作。
 
    这些年里,马晓河提出的不少研究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从减免农业税到取消农业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第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应该跟城市一样。第三,较早提出农村的小学、中学教育降费、免费。
 
    2008年1月给政治局讲课对马晓河而言是一个转折。讲课内容是经济形势又好又快发展,正好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期。当时他就提出,宏观调控要把握力度,掌握节奏。
 
    马晓河比较著名的研究报告也有很多,比如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当时在网上达到100多万的搜索量,当然受到的争议也很多,“一些人写文章攻击我,说‘当美国的航空母舰在东海游弋的时候,马晓河在大陆与其遥相呼应’”,“马晓河的变天账”,他对《经济》记者笑称。不过后来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另外,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和政策框架,还有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中等收入陷阱等报告都被人熟知和讨论,特别是新时期我国需要新的粮食安全制度安排的报告更是促进了粮食的流通体制改革,比如取消玉米的临时储备政策。当时中国粮食连续11年增产,到2015年农业补贴政策导致粮食收购量高、库存高,粮食总产量就突破12000亿斤,中国玉米库存近2亿吨,约是进口量的40倍。马晓河当时写了一篇报告,认为粮食新的不安全就是生产流通库存全线补贴,扭曲市场,导致市场丧失定价机制,失去配置资源的功能,应该全面取消临时储备政策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接着国家就在2015年下半年部署,以东北作为试点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开始是减1000万亩,接着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每年减5000万亩。
 
    马晓河还提出新型城镇化,当时的政策有4句话,即“小城镇全面放开,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大城市合理确定,特大城市严格控制”。马晓河认为这个政策有改进之处,为了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遂提出除了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全部放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条件。
 
    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打头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马晓河总结了几个特点。第一,过去改革是渐进式,也就是一步一步来。首先是解放思想,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同年12月18日的三中全会也讲到解放思想;其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的8·18讲话解决了人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得到中央认可和推广。
 
    第二,增量改革。在保持现有的计划体制之外推进增量改革,生产增加的产量部分可以搞计划外议价批发、议价销售;1984年以后,除国企之外,允许农村的乡镇企业做服装、鞋帽、电冰箱、洗衣机等,发展非农产业,跟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也可以搞一厂两制等。增量改革最明显例证就是双轨制,即计划跟市场并轨。
 
    第三先下后上、上下结合。即先在下面创新探索,成功后得到了上面认可,再从上往下推,比如土地承包、工厂承包计件制等。
 
    第四,实行所有制多元化。“我们的改革是放权让利,是通过政府从过去的全部控制转向不断向市场、企业放权,让市场、企业充分发挥作用获得的。”马晓河强调,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所有制实现多元化取得的。“过去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一统天下,1980年国有及控股企业占工业增加值的76%左右,到了2016年,民营企业则占到了75%左右。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做大做强是靠所有制多元化。”
 
    马晓河表示,多元化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主义更强大,共产党执政更有力量。
 
    下一步新时期经济增长需要新动能。但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新动能接替不上或替代缓慢。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往下,从12.1%下降到2012年的8%,之后更是连续5年降到现在的6.5%,出现了稳中向下,稳中有变。“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只有一个,就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产业主导,现在靠这个已经不行了,出口出不去,出去的东西都是印度、越南能做的,他们价格更低,我们竞争不过,高端的产品技术门槛高难以进入。这就是说‘上面有顶板,下面有替代’,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空间都在变小,水电路气网房也已经差不多建完,高铁、机场、港口、码头等空间也在变小,投资饱和,出口受阻,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消费环境改善不了,消费打头的模式也就成了很大的难题。”马晓河如是说。
 
    目前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制造业遇到困难,“高端的上不去,低端的过剩。”马晓河说,中国经济人均GDP到了8000美元到1万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投资饱和,新时代需要的是新动力,新动力跟旧动力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需要消费打头,这时候就需要体制改革。第一消费要占主体;第二消费结构转型需要中高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则需要科技进步。所以马晓河认为,新时期我们需要内需导向,消费打头,中高端产业主导的一种发展模式。
 
    农村改革的“去”和“留”
 
    马晓河还有很多独到的研究结论。比如在农业方面,马晓河一直以来强调的有两点。第一,下一步改革,农村居民应该有更充分的身份自由。首先是“去”的问题。农民进城的条件应该更宽松,应该和城里人一样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国家可以限定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随便进入,但其他城市应该放开,这有利于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其次是“留”,留在村里的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卫生、养老、子女教育、技能培训等,在路水、电气、网房方面也应该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第二是农业的现代化。单靠农民是不行的,因为我国是小农,农民没有这方面的基本能力,必须靠社会和国家。“政府每年卖地收入是5万多亿元,地是农民的,价格炒起来以后卖掉去做别的。”马晓河认为,应该拿一部分钱给农民,比如农村的道路、水、网,包括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的技能培训等。
 
    马晓河还提出行政村建制转换为小城镇的建议,比如1000人以上的农村应该进行城市化建设,变成小城镇。比利时200人算城市,法国500人算城市,美国1平方英里区域居住2500人就是一个城市,“我们集聚人口1000人以上能不能全部变成城市,这是一个大的举措”。
 
    在宏观上,马晓河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社会和决策者的关注。比如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是马晓河所有的研究成果里影响最大的一个。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最强的动力来自国内,最大的绩效是解决了穷人问题,以治穷为起始目标,从经济领域开始,调集了上下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强动力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的压力,最大的改革开放需求群体是正在成长着的中产阶层,最大的目标是走“强国富民”之路。现在需要创新思维,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马晓河称:“我们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是不一样的。”
 
    先说过去,马晓河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是穷人没饭吃,精英没有上升通道。”所以当时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人通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几大措施,第一,土地承包,目的是让穷人有饭吃,改革从最边缘、最薄弱环节开始做起,获得了7亿多农民的响应,他们有获得感。第二,恢复高考,让许多精英、知识青年有了改变身份的上升通道,不管是穷人的孩子、工人的孩子还是城里干部的孩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前面人退休了,后面人就有上升机会。第四,对外开放,引资、引技术、引管理、引人才,当时从深圳等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优先开发,拉动了经济增长。
 
    对外适应全球自由贸易 对内实现“三有”和“三道”
 
    对于新时期的建设,马晓河提出几点建议。要在新发展模式下,对外改变战略,实行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比如,首先,改革我们国内与全球自由贸易不相适应的一些体制和政策。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对中国最有利,“国内的体制改革应该更加适应国际自由贸易的体制,即对内开放要更加适应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对内开放相对滞后,影响对外开放。”其次,应该加紧跟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签署新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对一些主要经济体实行零关税。现在美国跟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都在签署零关税协议,我们也需要搞零关税,适应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变化。最后,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更快,该退的就退,该进的就进。同时可考虑取消出口退税,并大幅度降低关税。
 
    对内,马晓河建议总的原则就是要进行法制建设。建立有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首先要进行三方面改革,第一要约束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过度干预微观主体活动;第二,约束经济人,经济人是企业,要建立诚信,让企业不要违规违法;第三,要从法律上确立国有、民营产权平等待遇,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企业平等、产权平等,知识产权和资产产权也一样,要保护他们的权益。
 
    同时,还有几项具体的改革:一是进一步减少审批和许可发放;二是继续大幅度减税减费,我们企业负担太重,再不改企业前途可能会受到影响,国家竞争力会降低;三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在结构上让我们国民收入分配的福利向中产阶层,向人民更贴近一点,国民收入分配应该有利于消费,有利于中产阶层成长,有利于橄榄型社会建立;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该退的环节一定要退,该进比如公共领域一定要进,不要太笼统。要让国有企业在限定范围内都放开垄断,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原因是垄断,导致我们消费品价格高。比如金融机构,现在金融垄断很明显,比如交通、金融、水电单位等;五是鼓励民间创新。今后中国创新的激励机制要重点转向鼓励民营创新。
 
    总的来说,马晓河认为,今后在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我们的政策改革的目标是两个。第一在新时代让中低收入者建立“三有”,过去是有饭吃,现在有好饭吃;有稳定的就业;有充分的保障。第二,为精英建立“三道”,第一仕途之道,公务员有公平的上升通道;第二市道,在市场搞实业的人要有竞争之道,市场竞争要有自由,不能限制太多;第三学道,做学问的、做科研的精英,让他们有创新的学道,让他们能按自己的想法做点事,这样才能鼓励创新。“国家需要在新时代里开启新的改革开放。”马晓河表示,对外要有更高层的开放,对内也应该有新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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