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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中国不会出现全面性金融危机

时间:2019年08月05日 来源:经济网-《经济》杂志 作者:张军红 王德民 点击: 【字体:



   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重要尝试。1977年当吴晓求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已经错过了当年的考试时间,但他没有放弃,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复习,197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在选择专业时,喜欢哲学的吴晓求原本填写了江西大学哲学系,但在教育系统任职的父亲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经济建设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征求吴晓求的意见后,将志愿改为江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本科毕业后,吴晓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相继完成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并留校任教。由于学术水平出众,两次破格晋升之后,1993年6月,吴晓求成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之一。1994年因工作需要,吴晓求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原财政金融系(后更名为财政金融学院),研究方向也由之前的宏观经济转向金融和资本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最早培养证券专门化本科生的高校,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对资本市场还缺乏系统研究,构建合理的教学体系成为人民大学首要解决的难题。吴晓求临危受命,在参考国外有关资料和我国证券法规的基础上,从改制、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并购重组、退市等最基础概念入手,编写完成了一套七卷本的证券系列教材,后又浓缩成现在众所周知的《证券投资学》,他也因此成为我国证券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重要开拓者。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学习,当时对来自国外的先进理论、经验、方法、思想如饥似渴,吸取养料。”他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法制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理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金融市场也应该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应该继续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建立一套能吸收风险、分散风险、处置风险、有弹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和目标。
 
  发展资本市场是我国的金融战略,而非实用主义
 
  《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逐步过渡,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资本市场应如何调整?
 
  吴晓求: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再进入两位数的增长阶段。对中国来说,6%-6.5%是一个很好的增速,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5.5%、5%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一大背景下,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非常困难,甚至持悲观态度。与欧美国家相比,的确要难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仅仅是从融资渠道角度来理解。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产业转型、金融改革非常重要,没有资本市场的现代化,就没有金融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保障,产业升级换代也会变得缓慢。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一种金融战略,而非实用主义。
 
  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遇到了很多障碍。一是观念障碍。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枢纽和基石,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会认真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特征是成长性,过去我们一味强调重要性,强调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重要性,但是投资者投的是成长性,而非重要性,他们要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投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得到这种收益?一定是成长型企业,而不是成熟型、重要型企业,当然重要型企业同时又具备成长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仅仅是重要而缺乏成长性是不符合资本市场特性的,只有理解了资本市场的这一特性和战略定位,才能适时调整上市标准。
 
  我之所以对注册制和科创板期望很高,是因为其符合资本市场的本来含义。科创板注重企业的成长性和未来,一家企业过去的成绩会体现在定价中,但是过去成绩好并不意味着未来也辉煌,上市后可能会出现衰退,除非像华为一样,具备极强的创新再生能力,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当年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并非很重要的企业,但是具有成长性,上市后市值增长很快,因此我们应该调整上市公司标准。
 
  二是法律约束。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但是资本市场瞬息万变,每天都有新问题出现,如何应对和防范是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在中国大陆几乎找不到投资者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欺诈索赔的案例,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就非常普遍。此外,我们的法律有时还会演变成一种地方保护机制,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地区,评判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要解决法律层面的约束需要有很长的过程。
 
  三是社会的透明度文化。资本市场的生命力来自于透明度,没有透明度就没有资本市场,说白了就是要讲真话,必须如实、全面、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以保证市场的公平。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障碍,与一般国家相比,中国发展资本市场要困难得多。不过现在情况正在逐步好转,相关部门也理解了资本市场的战略价值,也在推进深度改革,比如加强信息披露、调整上市标准、制定严厉处罚机制等。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法律对投资者权益的保障力度,资本市场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政策一旦多变,投资者就无法形成预期,市场秩序就会混乱,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不会出现全面金融危机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急剧上升,达到360万亿元,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货币化率由1978年的0.318上升到现在的2.1。但中国并未出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其中有哪些中国经验可以总结?
 
  吴晓求:中国40年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GDP规模从1978年的365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超过90万亿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这种增长仍然是一个奇迹,让处于饥饿状态的国家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
 
  取得如此重要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的贡献。一方面,在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时,我们没有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而是有很多创造性。1978年M2的规模只有700亿元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80万亿元,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速要快得多,但是40年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全局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这是一个谜,而这个谜的关键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央行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一个国家而言,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是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并综合发挥作用的。纵观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主动调节作用比较微小,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货币政策,甚至形成了“独轮车”效应。此外,央行的逆周期调节效果也十分明显,在控制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不断创新货币工具,恰当运用金融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确保我国在货币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
 
  《经济》:有观点认为,在未来2-3年里市场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很高,中国是否存在这种风险?
 
  吴晓求:我不认为未来两三年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从金融危机发生的逻辑过程和节点看,得不出这个结论。
 
  金融危机主要由四种情况引发:一是货币危机,即一个国家的货币出现大幅度贬值,货币信用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历史上俄罗斯的卢布、泰国铢,就出现过严重的货币危机。而人民币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经济基础非常扎实,特别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能力很强,一个国家的货币既是这个国家长期竞争力的体现,也是这个国家信用的表现。我认为,至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货币危机不会出现在中国。
 
  二是银行危机,也就是说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后,出现流动性危机,到期不能兑付。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商银行等,各项指标都非常好,比较稳健,这得益于我们严格执行了《巴塞尔协议III》,有的甚至高于《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银行系统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但中小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较高,应给予足够关注。
 
  三是债务违约危机,即发行的债券不能按时进行本息兑付。这方面我们的确存在结构性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债、公司债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债务发行时预期比较乐观,转入中速增长后,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部分公司债无法按时兑付。地方政府债也存在规模较大不能兑付的风险,但是国债没有问题,金融债整体上也没有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债务市场有部分违约危机,但不会形成全面金融危机。
 
  四是股市危机。其实中国的股市危机早在2015年就已经出现了,究其原因,杠杆融资是最主要的导火索,虚假信息披露、舆论导向也是重要诱因。未来不能肯定中国不会发生股市危机,因为股市波动是正常的,但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目前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业态也出现了部分爆雷现象,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是我们也要高度重视,避免中国金融的信用受到破坏。
 
  综合来看,四种风险都还没有达到危机状态,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些结构性金融风险,但不会出现全面性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开放才是真的开放
 
  《经济》:您曾讲过,构建全球金融中心对中国而言是比加入WTO意义更大的事,如何理解中国对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意义?我国的优势是什么?
 
  吴晓求: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未来应该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且是以人民币计价资产为特征的交易中心,这个意义要比2001年加入WTO更大。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中国的经济市场也得到了极大拓展,竞争力不断提高。
 
  然而,WTO层面上的开放并不是最终意义上的开放,金融体系的开放才是全面的、深层次的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提,但是迄今为止,这个目标还没有完成,人民币没有完成完全可自由交易改革。虽然我们也在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深港通、沪港通等途径,尝试与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有限度的联系,但是“堤坝”还是存在,我们只不过是在堤坝下建了几个渠道,流量很小。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应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人民币一旦实现完全自由交易,成为重要的结算性和储备性货币,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就是题中之义,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债券等也将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重要配置资产。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极大推进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也会大幅度提高市场的契约精神和履约能力,让社会更加透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障碍,这个障碍比加入WT0还要大,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刘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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