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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走了,请别为他哭泣

时间:2017年10月11日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佚名 【字体:

高莽走了,请别为他哭泣

昨天,八宝山殡仪馆告别厅内,一名女士为高莽先生献上花束。


    从70岁开始,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总会说,“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家人朋友没想到,2017年真的变成了他的最后一年,享年91岁。昨天,高莽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亲朋好友相聚,安静地送他最后一程。


    以电影《入殓师》主题曲为伴,大屏幕上,高莽正从俄罗斯白桦林里向大家走来,笑容亲切。大屏幕下,高莽安卧在花丛中,就像是熟睡了一样,面目安详。“请别为他哭泣!”送别的人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他们深知高莽不喜欢大家落泪。


    “老虎洞”里少了一只虎


    高莽于10月6日晚22时30分离世,走得很平静。但女儿宋晓岚想起这一刻就会泪流满面,“说起我爸,我就特别心疼。”


    宋晓岚透露,早在去年4月,高莽经过系统检查,被诊断患有肝癌,但家人一直对他封锁这个消息。对待自己的身体从来是粗心大意的高莽,即便身体难受,这几个月消瘦了不少,也从未过问自己到底患了什么病。一个多月前,宋晓岚就发现有些异样,以前画画、翻译、写东西忙个不停的父亲,突然提出要下楼,这是他多年来未有过的举动。坐着轮椅下去,眼见着孩子们欢笑追逐,他一语不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知道他平日是个特别好玩的老头儿,对生活中的生动画面从来是积极回应的。


    一个月前,高莽住进了医院,忙惯了的他突然停顿了下来,情绪变得烦躁。“我这样活着,这是干什么?”他有些绝望。即便如此,他却从不将怨气传递给任何人。入院是为了接受肿瘤微创治疗,检查指标不合格,治疗不得不放弃。好在经过输血、输球蛋白后,高莽的血液检测指标有所上升,大夫于是决定尝试做微创治疗。听说这个决定时,高莽的情绪一下子好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希望之光。但这一关他没能闯过去,他永远倒下了。“我爸走得很平静,他还没到疼那个阶段。”说到这里,宋晓岚难过极了。


    高莽走了,没有留下未完成的译稿、未完成的作品,他手头上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家人说,今年9月20日,他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张墨宝,字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写的,“他写得已经很吃力了,我们看着很心疼,他从来就没有学会拒绝别人。”


    高莽的家被他戏称为“老虎洞”,因为他和夫人孙杰都属虎,同为1926年生人。高莽的夫人已双目失明、卧病在床十几年,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那只活泼可爱、给她点眼药水的“老虎”已离她远去。


    临终前还提到普希金


    对于翻译、对于文学、对于画画,高莽全身心地热爱。家人透露,临终前几天,他还提到了阿赫玛托娃、普希金。


    高莽翻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那年他只有17岁,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译文刊登在报上,他高兴地跳了起来,手甚至触到了低矮的天花板。不过,在他看来,真正开始翻译是1948年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


    高莽的翻译生命期长达70年,非常罕见。2013年11月,他更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荣获“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年近九旬时,又因为翻译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一书而更为公众所熟知。尽管声名远播,高莽却曾经一度不敢翻译了,他说,总觉得吃不透原文的精神。80岁以后搞翻译,他的疑惑依旧不断,他说翻译诗中的用词、联想、比喻都很古怪,查遍了各种字典依然感到心虚。


    尽管如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刘文飞坚信自己的判断, “伟大的翻译家,这个称呼用在他身上是贴切的。”刘文飞回忆了一个细节,高莽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俄罗斯-新世纪’翻译奖评选时,三位评委不约而同想到了高莽,于是和他联系,希望他拿出一部作品来。”高莽拿出来的正是这部《安魂曲》,让刘文飞没想到的是,大翻译家的译稿竟然到处都是修改的痕迹。“对待自己的译作,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修订中。”刘文飞透露。而84岁的翻译家蓝英年也说,高莽其实最爱翻译诗作,尽管其难度更大。“俄罗斯诗歌同样也有韵律,翻译时要把俄文打碎了,还要保持格律,这很难。”他感叹道,高莽先生翻得很好。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翻译家,这一点实在太难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翻译家林一安今年已是82岁高龄,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曾主编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书中所有作家插图都是请高莽画的。因为当年很多拉美大作家还健在,所以高莽一般会画两张,一张送作家本人,一张请作家亲笔签名、题词,随后再带回来。比如,阿根廷现代文学先驱萨瓦托见到高莽为他画的肖像画时发出了惊呼,“画得太好了,太传神了。”


    笑眯眯地听同事提意见


    无论是在老同事、老朋友,还是在晚辈的印象中,高莽都是一个爱开玩笑、没有任何架子的人。“他让人感到温暖和温情。”刘文飞说。


    刘文飞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刚进社科院外文所念研究生,高莽已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副主编。有一次,高莽把刘文飞叫到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里,送给他一本《苏联当代诗选》,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文飞兄指正”。“他当时50多岁,我20多岁,我吓了一跳,特别激动。”刘文飞说,前两年,自己去高莽家中探望,刚一进门,高莽依旧笑嘻嘻地迎上去说,“文飞兄来了”。刘文飞说,在自己眼里,高莽就像是大哥哥,特别亲切。


    张小军1978年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从此她结识了一位宽厚、善良、幽默、可爱的长辈。“高莽这一辈子都很拼命,他是回到家搞翻译,一开会就画画,他给谁都画。”张小军说,当年她怀孕的时候,高莽还给她画了张挺着大肚子的素描。让张小军特别感动的是,18年前,大翻译家高莽还主动给她女儿当起了翻译,跟随一位俄罗斯钢琴家学了整整一节课。“他不懂音乐,但他翻译得真好,我女儿跟着他的翻译做,老师特别满意。”


    林一安最难忘他给高莽挑错的那些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莽刚翻译完成一部小说,刊登在《世界文学》上,小说涉及一些拉丁美洲的事情。当年《世界文学》有一出刊大家就一起讨论的惯例,林一安当众指出了高莽译文中关于拉丁美洲人名、风土人情方面的错误。“我喜欢给别人提意见,得罪了很多人,但高莽特别了不起,他一直笑眯眯地听着,一点儿都不生气。”后来,这部小说出版成书时,林一安发现他指出来的错误全部改正。高莽后来还成为林一安的入党介绍人,“他退休后,我从编辑一下子跳到了副主编,我猜是他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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