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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7年01月03日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佚名 【字体:

    2016电影回眸 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常态发展期



     新常态(年度关键词)
     
        过去14年,中国电影市场奇迹般地保持了30%以上的年票房增长速度,中国电影不仅从濒危状态中凤凰涅槃,而且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第二大电影市场。进入2016年之后,中国电影似乎迅速地进入了一个发展调整期。票房上涨速度明显下降,有的档期甚至出现了近十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这种现象既是对上一年度在互联网和资本推动下非常态增长的“补偿”式调整,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常态发展期。靠改革带来的市场红利,靠互联网介入带来的渠道优势,靠资本带来的利益驱动,开始更多地回归到依靠电影的质量、依靠更多优质电影供给的轨道上来。这似乎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新常态的征兆。
     
      这种常态可以看作中国电影创作的新常态。依靠大IP、依靠高颜值和“小鲜肉”、依靠炫技、依靠拳头+枕头+噱头席卷市场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这一年,诸多IP电影,甚至是所谓的“超级IP”电影,尽管在技术上、在视听奇观上相当惊艳,但因为缺乏能够与观众沟通的故事、人物、情感,市场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而仿效前些年高票房类型但缺乏创新的所谓“喜剧+爱情”模式,在这一年也被观众所抛弃;靠炒作、靠营销似乎再也不能让一部艺术质量平平的影片“骗取”观众的信任。质量之外的元素,对于电影市场的影响大大降低了。观众需要更优质的电影成为共识。正因为如此,《湄公河行动》这样的影片就成为本年度最被观众认可的电影之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真实改编原则,典型的“小分队孤军深入”的动作类型片模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制作精神,特别是将国家爱人人的现代主题融入人人爱国家的传统主题之中,使得这部作品能够在电影市场相对低落的状态中异军突起。一方面说明观众仍然需要优秀的主流电影,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电影人可以制作出优秀的主流电影。这一信号的释放,会让更多的电影人意识到,任何急功近利的电影创作模式都是短命的,创作出经得起观众口碑检验的优质电影,才是中国电影新常态的核心。
     
      中国电影的新常态同时也是电影观众的新常态。前几年,由于电影市场的急速扩展,大量缺乏电影观看经验的“新观众”、特别是“网生代”观众进入电影消费,“小镇青年”“网感”“搞笑”“逆袭”等等似乎成了电影观众的共性。然而,当观众的观影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的观影诉求会越来越高,他们的观影多样性特征也会越来越突出。2016年,所谓的“爆款”“黑马”电影越来越少,但是分众化、差异化的电影观众却越来越普遍。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创作的一部手法传统的纪实风格电影《百鸟朝凤》,在超长的放映周期中,取得了超过7000万以上的票房成绩,这至少说明中国观众对非商业电影的接受能力在明显提高。这一年,包括具有一定表现主义风格的《路边野餐》《长江图》这样的非常小众的艺术电影,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中国观众的差异化审美正在形成。而陆川导演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创造了超过8000万的电影票房,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说明继前一年的《喜马拉雅天梯》等作品之后,纪录片正在成为影院电影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电影观众的可喜变化,必将促使更多的电影人关注电影的创作质量,创作出更多样化的电影作品,满足观众日益提高、日益分化的需要。
     
      中国电影新常态还体现为电影风格和类型的多样化。香港武打、警匪片,内地喜剧、爱情片,一直是国产电影的支柱。而随着IP电影的出现,玄幻片开始批量出现。2016年,既有《美人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叶问3》《盗墓笔记》《寒战2》这些主流的商业电影类型,也出现了《大鱼海棠》《摇滚藏獒》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动画电影,还有《七月与安生》《追凶者也》等一批风格独特、定位准确的中小成本影片。而《驴得水》这样根据舞台剧改编的、带有荒诞性色彩的讽喻喜剧更是一个惊喜,使近年来比较低迷的喜剧电影创作在滑稽剧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既说明电影创作环境已经具有更大的包容和开放度,也说明中国电影人仍然对中国现实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关怀。
     
      同时,中国电影还体现了一种更加具有启示意义的新常态,就是文化价值观的新表达。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某些国产电影,常常过分呈现暴力、情色,过度为搞笑而搞笑,甚至有的影片过度炫耀“白富美”“高富帅”这种庸俗价值观,还有的影片将欺骗、阴谋、急功近利、阳奉阴违作为一种人格魅力加以呈现,受到了各方面普遍的非议,但是本年度的中国电影在价值观呈现上都有了比较明显和自觉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主流电影开始将价值起点建立在对个人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上,表现人与人的互助互爱,表现人为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努力和奋斗,表现为了捍卫人的尊严而流血和牺牲。中国电影的这种价值观传达,与大众共鸣、与国际语境都更为贴近。
     
      2016是中国电影的“小年”,优秀作品的数量、质量与观众的期待还有差距,市场的增长也没有达到年初的过高预期,特别是电影人才和电影工业的成长还任重道远。但种种新常态却呈现出中国电影的新气象。放慢一点脚步,也许才能更好地不忘初心。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是中国电影的调整之年,也是中国电影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的一年。从走得快到走得稳、走得好,也许正是当下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转变。
     
     年度推荐
     
        电影《湄公河行动》 (导演:林超贤;编剧:林超贤等)
     
      主旋律创新表达
     
      张珊珊
     
      电影《湄公河行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2011年10月5日,两艘中国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遇袭,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中国政府坚决捍卫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倡导中、老、缅、泰四国建立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机制,公安部组成联合专案组,经过10个多月艰苦的专案侦查,凶手终被捉拿归案。
     
      《湄公河行动》是第一部讲述中国警察境外执法的电影,案件本身的复杂性难以在一部电影的篇幅内展现,影片采用类型片的叙事方式,对侦破抓捕行动进行戏剧化处理,上演“伪装者”戏码,直击糯卡落网现场,大手笔制造动作场面。影片中,闹市救人、火车站追逐、商场枪战、丛林对决等动作戏,代入当地环境特点,豪车、快艇、直升机、重武器齐上阵,既有两位主人公的大显身手,又有团队作战的协同一致,动作干脆凌厉,场面惊心动魄。酣畅淋漓的动作戏,搭配环环相扣、紧张刺激的破案过程,影片把“好看”做足了。
     
      影片“好看”,紧紧抓住了观众,当糯卡落网、同胞亡灵得到告慰之时,电影强力宣告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严正立场,观众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油然而生。《湄公河行动》为主旋律电影如何创新艺术表达方式做了出色的示范,也让我们期待有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向世界传达出清晰而坚定的中国声音。
     
       电影《大唐玄奘》 (导演:霍建起;编剧:邹静之)
     
      传奇事走心演绎
     
      任姗姗
     
      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都有一个“玄奘”。真实的玄奘到底是怎样的人?是什么支撑他杖策孤征?他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精神遗产究竟有哪些?悬置在历史与传奇的迷雾中,玄奘成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个人。《大唐玄奘》以华丽唯美的电影语言回答了上述问题,以当代人的目光重新打量历史真迹,再现玄奘西行5万里的悲壮身影,寻觅通往玄奘世界的精神符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执着,便是电影给出的答案。
     
      这部电影里,奇观化的视觉效果与返璞归真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沙水共生的月牙泉、八百里莫贺延碛、摧枯拉朽的雪崩等自然景观,以及穿行于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天竺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人文景观,构成了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弥补了相对平淡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善做加减法,以母子情、故土情等浓郁的情感,让玄奘更具“人气”;以真实细腻的还原和洗练朴实的表演,让玄奘回归“佛性”。人佛合一的玄奘,对当代人来说可感可信、可歌可泣。
     
      玄奘是世界公认的文化符号,玄奘的执着精神仿佛是从历史丝路到当今“一带一路”的涉渡之舟。《大唐玄奘》是对历史人物玄奘的深情追索,也是对当代中国的精神召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电影《勇士》 (导演:宁海强;编剧:赵冬苓、赵宁宇)
     
      长征路生死时速
     
      胡妍妍
     
      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作为红军长征历程中的关键一役,已经为不少文艺形式所演绎。《勇士》的意义在于,它以类型化的方式重新聚焦并且放大这一史实,将之表现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被壮烈地完成,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如何被超越极限地突破。
     
      前有劲敌,后有追兵,侧方袭扰拦截不断,大渡河边一昼夜240里的濒死奔袭,泸定桥上一寸前进一寸血的枪林弹雨,争分夺秒的叙事、此起彼伏的危机、俯拍镜头带来的真实感,都加剧着电影的“紧张”。但《勇士》还张弛有度,布设了不少有意味的闲笔,如红军小战士与炮兵俘虏之间的承诺与报恩,5人小分队与侧方扰军的斗智斗勇,相约最后30里见的兄弟信义,等等。这一过程中,主要人物的精神历程寥寥几笔却呼之欲出,湘江战役中惨烈生还、报仇心切的老廖,在不同军队里扛过枪却独独为红军不拿军饷、官兵平等的风气所动的军事骨干老余等,都有自己立得起来的独特性。
     
      经由叙事和人物,经由镜头语言的聚焦和放大,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不再是干巴巴的史实条目,相反,它的来龙去脉、战术战略、历史意义以及它所体现的长征精神,都有了自己鲜活生动的光影记忆。光影让我们深切地感知,何以草鞋跑得过时间,为何“红军战士”四个字背后有千钧分量和无限荣光,以及,造就奇迹的不是别的,是崇高信念与无畏坚持。
     
      电影《七月与安生》 (导演:曾国祥;编剧:林咏琛等)
     
      青春片别有怀抱
     
      任飞帆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概括了《七月与安生》的主要情节。这部影片以庆山(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为基础,讲述了两个性格和命运截然不同的女孩的青春友情。从少年时期的形影不离,到青春时期的冲突分离,而后两人“互换人生”后继续生活。就在观者以为影片结束时,影片又给出了另外两个结局,一是七月的流浪不是被抛弃,而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个是命运将七月的生命定格在27岁,她只好在安生的小说中流浪。这三种故事结局前有铺垫,因而都具有合理性,给了观众更加丰富的思考空间。
     
      从题材看,这部影片理所应当是当下流行的青春电影,但它却没有某些青春片内容狗血、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通病,每个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有人看出流浪和安稳的抉择,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去留,有人甚至自省白玫瑰与红玫瑰哪个才是自己的心头好,而女主角与其说是两个人,不如说是一个人矛盾的两个方面。人的一生总是要面临诸多的选择和纠结,这部影片借着“青春片”这一类型放大了这种矛盾,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所以“青春片”不仅仅是校服、马尾辫和旧式物件,不仅仅是追忆和怀念,观后有感、有思索,才是好电影。
     
      要现实,也要想象力(年度话题)
     
      电影《老阿姨》 (总导演:雷献禾;编剧:郭中束等)
     
      革命人丹心可鉴
     
      李培禹
     
      电影《老阿姨》取材于开国将军甘祖昌与夫人龚全珍的真实事迹。茫茫风雪中,一些被动员来支疆的女战士因不满上级介绍对象,纷纷带着情绪要离去。这时一辆军用吉普车驶来,甘祖昌出现。他不是来阻止、批评她们的,而是来送别这些女战士,他说,无论去留,你们都是建设祖国的好青年!通过一组简短的镜头,李雪健把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身英气、可亲可敬的首长形象,定格在银幕上。
     
      随后,影片由黑白片转为彩色片,用简洁的故事脉络,于细节处展现甘祖昌和龚全珍这对革命伉俪扎根家乡、建设家乡的时代故事,以富于层次的影像笔触,在主题上彰显共产党人心系人民的优良传统,其中既有对甘将军艰苦奋斗的现实主义刻画,也有对龚全珍一生相随、大爱无私的浪漫描绘。
     
      《老阿姨》把一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融入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宏伟画卷之中。影片还几次通过“幻觉”的方式,聚焦甘祖昌与牺牲了的战友、红军烈士的心灵对话。比如新婚祭酒、授衔前的内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为民请命,还有“文革”中愤怒地登上批判台陪妻子挨斗,甘祖昌都出现了“幻觉”,这些艺术表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这些革命征程、红军魂魄,支撑着甘祖昌强大的内心世界,成为《老阿姨》整部电影描述的一个个动人故事的依据和源泉。如此深度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得该片更能走进观众的内心,引起他们的共鸣。
     
        2016年的国产电影,我最直接的观感是越来越中国:题材上越发贴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艺术上也正在摸索中国独有的表达。
     
      同样取材于现实,商业类型片、艺术片和主旋律电影各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大片”,《勇士》钟情于对历史细致真实的再现,《我的战争》着重演绎战火背景下的炽烈爱情故事,《铁道飞虎》则营造戏剧性的战争传奇。同为关注普通人生活命运的艺术电影,《路边野餐》用记录的风格呼唤生命体验,《塔洛》以富于表现力的黑白影像,寓言化地表达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思考。
     
      但电影毕竟是“造梦者”,镜头里的现实又是经过电影人的脑力创造出来的,人们要看的,不仅是现实,更要看创作者是如何呈现的。《美人鱼》被指“无厘头”,《长城》的评论也两极分化,但仍然票房大卖,吸引观众的正是它们所构建的奇幻世界,这说明观众需要更有想象力的电影,而我们传统的电影理念已经很难满足今天的现实需求。这并不是否认电影与现实的联系,而是要求电影以更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折射现实,呼唤情感共鸣。
     
      形形色色的影片都以各自的方式,讲述着不同的“中国故事”,重要的不只是在题材和细节层面多么贴近现实,更是在电影中用多样化的方式表现和推动人们对于现实的体验、传递积极的生活态度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向观众尽可能有效地传递中国文化精神和正面价值。这不仅考验创作者认识生活的能力,更考验他们的艺术想象力。
     
      无疑,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强有力的风格色彩,需要创作者更多的主体创造性和想象力。这不仅是创作的应有之义,也是电影市场的发展要求。近几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过去那种虚浮做作的偶像大片少了,跟风起舞的恶搞喜剧不灵了,而像《七月与安生》这样有艺术含量的作品更多地露出水面,说明观众逐渐成熟,他们对想象力和创造力更为看重。归根结底,源于现实并超拔于现实才更接近艺术的本质。
     
      2016年是电影的“小年”,除了票房增长速度减缓,主流商业电影大多重复着前两年的成功类型。改进内容生产,以更富想象力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继续前进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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